“三把椅子”模型 | 倾听彼此和疗愈自己的利器

过去5年里，在大约每年40节的每周课程和定期的周末工作坊中，我们（约翰和艾克）进行了一个实验和探索的过程，创造适合学习非暴力沟通调解的环境。

这个环境，我们称为“三把椅子模型”，它提供了深度的体验式教育，是我们无意间发现的一个非常强大的框架，不仅可用于学习非暴力沟通的调解方法，还能够加速核心非暴力沟通技巧的发展，如专注临在，以及治疗的能力，与自我和他人达成和解的能力。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会提供我们创造学习环境的经验，详述我们开发的方法，以及人们对培训受益的反馈。

当我们开始教授这一课程时，我们认为我们的目标是“教授”调解的方法。然而，从一开始，我们就意识到，试图去教授，似乎不能与非暴力沟通中我们所重视的事物融合在一起，即我们在自己选择如何满足需求的人们身上感受到的力量。

我们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受卡尔·罗杰斯的影响，尤其是他写的“教与学的个人思考”。罗杰斯的论点本质上是，传统意义上的“教”（学生学习权威人士告诉他们需要学的），在最好的情况下是无效的，最差的情况是有害的；自我导向、自我发现的学习过程才能促成真正的成长和有意义的行为改变。

我们开始把自己视为创造学习的环境，而不是教别人该怎么做。作为学习环境的一部分，我们确实从马歇尔·罗森博格的五步调解模型中借鉴了一种模式，为人们提供了学习调解的一种框架。除了提供这一模型外，我们也提供非暴力沟通调解的九个重要技能。

我们会讲授这一模型，同时我们会基于我们的学习和经验，分享我们认为有价值和有效的东西。不过，当我们指导调解者席位的人士时，我们会在调解进程的各个节点和阶段，越来越多地提供选项和选择（包括让他们自己提出调解选择），而不是指导他们要做什么。

正是由调解者席位的人，根据他们的体验，亲自去尝试哪些选择是有效的，哪些是无效的。通过这种指导方式，我们作为引导者也可以通过一次又一次观察到不同选择导致的不同结果，通过对新出现的、更有效的选择保持开放，从而让自己继续获得学习和成长。

除了学生在调解过程中得到即时指导以外，对于调解者席位的人，最重要的学习还包括接收来自冲突中扮演“争议方”人士的反馈，以及从那些观察中接收反馈。这一学习环境的另一方面是，当学生提出问题，我们建议“把问题放在椅子上”。我们在三把椅子模型中设计一个情境来处理提出的问题。

比如说，当参与者问，“如果这件事和那件事发生了，你要怎么做？”我们设计一个角色扮演来模拟“这件事和那件事”的发生，让人们通过做来学习。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试图帮助人们自己去发现哪些方法是有意义和有效的。

非暴力沟通调解训练的核心是三把椅子学习模型。参与我们培训的人有机会在冲突情境的角色扮演中，扮演调解者和争议方。

当坐在调解者席位时，学生可以练习保持临在、与自己和其他人无时无刻地连结、得到即时指导、通过观察或从争议方那里得到无价的反馈。通过扮演争议方或观察者的角色，当人们有机会坐上调解者的椅子，就可以实践刚刚学到的东西。

在经验式做法和停下来“收获”角色扮演所学之间，以及在身处整个团队和划分为更小的团队之间，存在着来回的流动。

作为训练者，我们在整个过程中积极地教导、推动和分享我们的观点和体验。在这一模型中，我们创建了一个角色扮演的冲突情境，无论是参与者编造出来的，还是来自他们经验的。

一个人坐在调解者的椅子上，另外两个人扮演争议方的角色。作为教练，我们询问人们希望从我们这里得到多少指导，并鼓励人们在角色扮演的任何时间，如果他们不希望得到指导，就让我们知道。

只要人们对我们的指导感到还好，我们都往往会频繁地打断他们，尤其当坐在调节者椅子上的人是新手。我们打断主要是提醒人们，在不同决策点上我们看到的选择；在每个步骤和阶段之间的过渡，模型都提供了决策点的框架结构。我们会指导调解者，她可以尝试的基本选择组合。

使用这一模型可以帮助人们体验到坐在调解者椅子上是什么感受，然后通过某种方式弄清自己的位置。他们从基本的结构入手，通过我们的指导，首先发展出一套可以实施的有限的选择方案，然后通过亲身扮演调解者和观察别人，去建造这套选择方案。

久而久之，随着经验的积累，参与者们发展出一套更大的选择方案，使用这些选项也变得得心应手。我们提供基本的平台和基本的建构，他们可以自己在这上面建造。这就类似于学习跳舞。当某人学跳舞时，先学基本的舞步，但到了某一点上，当有了足够的经验，他们就不再思考舞步，开始直接跳舞。

在我们的学习环境中，我们提供作为调解者该做什么的理论架构，但我们也提醒他们，那仅是一张地图。我们清晰地表明，我们不会把模型当作“正确”的调解方法来教授它。

事实上，当我们在调解真实生活的纠纷时，有时很大程度偏离了模型的架构。一旦某人学会了这一模型，并经历了足够练习，他们就能融会贯通，用自己的方式作出那些选择，跟随对话的流动，就像有人会跟着音乐的流动，从那基本的舞步上创造出某些独特的东西。

根据我们自己的观察和参与者们的报告来看，利用这一模型让我们获得了丰富和意想不到的知识。在文章的剩余部分，我希望分享一些使用这个方法所获得的益处。

起初，课堂上人们给我最早的反馈之一，就是三把椅子模型多么迅速地帮助他们发展了非暴力沟通核心技巧，并将其整合进日常生活。

人们通常会这样说，“我尝试过各种方法学习非暴力沟通，包括练习小组、读书、听CD和共情圈。但唯有这种培训比所有其他方法，更能将非暴力沟通原则融入到日常生活中。”

当我们从各种参与者身上听到此类说法，我们开始关注发生了什么。我们发现这种情况确实发生在两个领域中，分别是表现同理心的技巧和非暴力沟通的核心原则。我们和参与者们共同努力发展的第一个技巧，是提供同理心的过程。

每次有人扮演调解者的角色，她就在练习保持临在，把注意力轻轻地放在说话的人身上。她还要学习如果表达猜测，怀着好奇心去询问争议方发生了什么，而且记住要大胆地猜测争议方需要什么，而不是直接问他们需要什么。

由于调解者在角色扮演中提出了这些猜测，并联系保持临在，因此当其他参与者对她说的话作出反应，她能够立刻看出哪些方法有效（意味着是否创造了连结），哪些无效。因此，每次当此人扮演调解者的角色时，她表现同理心的技巧就得到了练习和加强。

非暴力沟通的核心区分——观察对论断，感受对评估伪装的感受，需求对策略，请求对要求——也在角色扮演中得到了加强。

当一位调解者倾听每个争议方的故事时，他在练习将判断转化为观察，并且倾听每个故事背后争议方的感受、需求和请求。以一种不那么直接的方式，争议方也强化了这些区分。

通常角色扮演是一个编造出来的常见情境，比如说，房主和租客在争论谁应该付房屋的修理费。为了扮演这两种角色，两位争议方一定程度上必须把自己置身于角色当中，想象自己在那个情境会有什么想法和感受。

尽管他们可能以一种判断和反应的方式扮演角色，但是思考那个角色有什么样的观察、感受和需求，可以使角色扮演尽可能真实地还原现实的场景。通过调解者提出一系列可行、现在时态的行动语言请求，推动了整个调解进程，也额外地加强了提出请求的技巧。

比如说，向争议方提问“你是否因为自己需要尊重，而感到恼怒？”，就是一个遵守了非暴力沟通指导原则的请求。要求某人对需求做出反映，也是如此；“我听到A人士说，他们需要受到尊重，你是否愿意跟他们说，你也听到了他们需要受到尊重呢？”

随着调解者在这些请求方面获得指导和练习，所有在场人士的技巧都得到了加强。调解者也可以帮助争议方作出可行、现在时态、行为语言的请求，进一步加强学习。

最终，作为调解者，调解冲突的整个进程都围绕着意识到你注意力在哪里和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你是否专注在某位争议方，向他们表达同理心，还是在自我共情，或揭示自己身上的事情？在课堂情境中练习这种觉知，可以增加参与者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觉知的能力。

使三把椅子模型成为强有力的学习环境的关键因素，是即时的反馈。调解者得到三种类型的反馈，每种都很重要。

首先，在角色扮演中每个争议方都会即刻回应他说的话。或许争议方反驳，或表达抗拒或挫败，这为调解者发出了信号，就是有些地方不奏效。或者，争议方可能通过身体语言或语调表现出迹象，他变得更开放了，这也是即时的证据，表明他感到更多连结。

第二，在角色扮演后的复盘过程中，调解者从争议方、教练和在场的其他观察者那里得到反馈。

比如说，扮演完了角色后，一位争议方回顾和讲述她在角色扮演各个节点中内心发生的事件。这种反馈时间上很接近调解者刚刚的经历。这对于调解者来说，往往是强有力的学习体验，能第一时间听到自己所做的选择是否满足了其他人的需求。

我们在事后检视环节指导人们时，我们要求使用非暴力沟通原则来给出这些反馈——关于调解者说了什么或没有说什么，以及争议方在事前和事后对此有什么感受的观察结果。

第三类反馈来自于辅导。我们认为人们运用这种模型来报告这种价值的一个原因是，它允许我们直截和含蓄地进行尽可能密切的指导。反馈离这个人行动的时间越近，他们学习的速度就越快。

比如说，如果你在学一门外语，当你使用了不正确的动词变化形式时，某人立刻打断并改正你的说法，让你说完你的句子，你可能就会学得更快。这就是我们试图在辅导中做到的。

在尽可能不打断谈话流动的情况下，我们会给出一些建议，如“我可能会试一试这种说法....”或“我认为现在的几种选择是....”，我们可能提供一些别的说法，当调解者在情境中立即使用这些说法，这些建议就被保留在他的脑子里，下次在相似情况中就更容易回忆起来。

我们不认为自己提供的建议是唯一正确的，仅仅认为那是根据我们的经验，更符合创造连结的意图。

及时反馈和允许反馈创造了强有力的学习环境。毕竟，我们所从事的是成人的教育——对于儿童，他们的辨识网格不是很强，但成人则不同。当人们想要积极地学习，要求获得反馈，而且愿意得到指导，这就减少了辨识网格，让学习更加容易发生。

我们发现成人学习环境的关键，是有意识地对反馈持开放的心态，以及及时的反馈。

反复体验三把椅子模型，也帮助人们体现一个现实，那就是他们可能是另一个人反应的刺激因素，但却不是原因。因为你永远都不能置身于另一个人的体验中，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他们的真相是什么，因此，当你尝试某事，希望能创造连结时，你永远也不知道那是否奏效。

尽管在以前的情境中，类似的方法曾和很多人创造了连结，但对于这个人，你不知道。当你猜测某个方法过去有效，但在当前情境中，争议方却表现出恼怒，你就可以切身认识到，他们的反应来自于他们的内在心理构造，而不是你的猜测。

事实上，这种认识给予了你更多自由。如果你不是其他人反应的原因，那么你就不需要根据他们的反应，做自己的反应。你可以跳过反应的整个阶段，不去评判自己或对方。你不会因为反应、辩解或转移注意力而阻碍了自己的学习。

你可以仅仅与那个人保持临在，基本上是对自己说，“哦，那没有我预期的效果，但我可以试试别的，让我试试这个。“这帮你怀着连结和学习的意图保持临在。

这一点我要再解释一下。我们永远不能肯定地预测，哪件事能和另一个人连结，尽管随时间推移，我们的猜测可能会越来越准确；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也会变得更有自信，倘若我们的猜测没有达成预期的效果，那么我们也能想出另一些可能有助于连结的事。

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现象——不知道哪件事能构成连结，因为我们不知道另一个人的内心发生了什么——作为一条回归临在的道路。

在谈话的每一个瞬间，我们根据对方说的或做的，获得了新的信息，只要我们不因论断已经发生的事而卡在过去——也就是我们不表达自己的猜测，哪件事能和对方连结——那么我们就有机会在当下作出另一次连结的尝试。扮演调解者，是练习回归临在的真正实际的方法。

我们发现尽管角色扮演是基于想象的情境，但争议方也会在情绪上参与到他们的角色中。

对于许多一般的争议情境，我们大多数人都能想象出那个情境中的思想和感受，因此，角色扮演有一定真实的成分。当然，那不像真正的人际关系纠纷那样富有层次，尤其是处在长期雇佣关系和私人关系中的人。

但尽管如此，争议方也会进入角色，常常对脱离他们的立场有一些抗拒。因此，当争议方体验到转变时，是尤其有力的，而且对每个人提供了丰富的学习体验。扮演争议方角色的人，在角色扮演后，常常报告下列的情况：

“我已经决定，我不会改变立场；我不会看对方，也不会被调解方说的任何话所感动。当调解者要求我反思时，我拒绝了。然后他对我表达了同理心，为的是让我愿意反思，但我仍然不愿意软化。然后当我把这些话说出来时，尽管我的语调是勉强的，我确实感到开始敞开心扉了。”

当我们扮演争议方时，也经历了同样的现象。听到这些转变对调解者是有帮助的，尽管这不是每次都会发生。事实上，在对争议一方表达同理心时，永远不清楚对方听到谈话后是会与我们连结，还是由于听到了论断评判而不是翻译为需求，从而进入被动反应的状态。

作为推动方和调解方，我们已经正式放弃了试着根据正在发生的事，去预测争端的一方将会进入被动反应，还是敞开心扉。显然我们可以阅读迹象，尤其是身体语言和面部表情，但我们每个人都在文化中受过很好的训练，懂得保持克制和摆出一张扑克脸，以至于很难阅读人们心中发生的事。

一次又一次地扮演调解者，让我们确信了这一事实，那就是尽管调解者可以试图觉察到争端双方在做什么，却无法作出完美的预测。与其试图控制每个人的反应，关键反而是建立信任，相信无论出现哪种反应你都可以应对。

未完待续，详见之后的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