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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开始讲易经卦象之前，老师分享了很多关于怎么学习一门学问的道理，我们觉得很宝贵，也分享给大家。在若道君邀请名师讲学的这些年，我们也看到很多同学非常注重“技巧”，并且把这些“技巧”称为“干货”，在求学的过程中，也不免带着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焦虑、急躁情绪，渴求迅速“应用”，解决问题。
那么吴怡老师从他的生命经验出发，谈“易经的64卦和384根爻”如何对应生活中遇到的“机缘”，谈如何把这个“缘”转化成“真实的”“永恒的”东西，谈学问的“大用”和“小用”，谈如何从“道”上去把握一个学问，如何去会通两个看上去不同的学问。如果能够真的能够了解这些宝贵的人生和治学的经验分享，可能会让我们的求学之心变得更加从容，更加信任学习过程的自然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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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诸位讲一位老师的故事
在我的治学生涯中，有一位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他就是吴经熊博士。他学法律的，他在美国的法学院做过教务主任，他的书《自然法》是美国的教科书，他也是以前中国宪法起草人之一（注：1933年，出任立法院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副委员长，任上公布有《中华民国宪法第一草案》，被称作是《吴氏宪草》）。
这是他在法律方面的造诣，那么他又是天主教徒。以前蒋介石请他来翻译《新约》，他第一句话就是“太初有道”，非常有名，这是宗教的造诣。然后他在退休之前20多年对禅宗有兴趣，写了《禅宗的黄金时代》，我把它翻成中文，商务书局出版。
你们想想看这三方面，一个是法律，一个是天主教，一个是佛学，这三方面完全不搭调，完全没有关系。但是他把它们凑合在一起。我翻译他的《禅宗的黄金时代》时候，他到了台湾给我开课就是开禅宗课，所以有次我就说：“老师啊，你是天主教徒，你现在讲禅宗，写禅宗的书，是不是有点叛教啊？”他笑了，他说：“不是。我为天主教多开一个门，多开一个门，不完全信天主教的人，他可以从禅宗进去。就像我们的惠能替佛学多开一个门，变成中国的佛学。”
差不多在45年前，我还在大学做研究生的时候，他来参加华学会议。那时我是研究生，我帮他们做记录。在一个宗教的小组会，这时候有天主教神父，有佛教的和尚、道教，各种宗教在一起。他是主席。
他开场白就讲了一个故事，讲得很好。他说，我们现在就像从地上往下挖，在地上，有南半球、北半球、西半球、东半球，每个国家不同，距离很远，但是当我们挖到地心的时候就碰头了，挖到深处，我们会碰头，地心只有一个。
他说：“我们如果研究学问，研究到最高的境界，天主教的上帝也好，佛教的佛也好，儒家的圣人也好，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这个话对我有很大的启迪，因为学问最高时候它可以融汇，这就是汇通。
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他很虔诚地信仰天主教，他没有一点叛教，他每个礼拜还去做礼拜，但他喜欢禅宗，讲禅宗也不会冲突。所以当你发展到最高的境界，找到地心的时候，你就会通，不然的话，南辕北辙，距离就大。所以这是做学问最重要的，研究到深处，都归于一，归于同，这一点很重要。
不要附会，要会通
做任何学问，是先把握住学问的“体”，把握“体”之后，很自然、很容易地将不同的学问相合。这个体就是“道”，这个体就是“精神”。你研究任何学问，你达不到“道”的境界，你就不能够使它们融会贯通，然后两个系统就打不破。
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在研究另外一个学问的时候，不只是直接地了解它那些方法、知识而已，我们要从道里面再去看它，再去研究它。这是透过道到来融合。那么比如有人问占星学跟易经有没有关系，我当时回答这位女士，我说没有关系。不过要注意，“没有关系”，也就是一种关系。当两门学问“有关系”，我们可以找出它们互相之间的影响、联系。
当两门学问没有关系，也许我们不能在表面上找他们的一个整合，但我们可以透过道来拉上“关系”。有很多人把两种学问连在一起的时候，往往是用了附会的方法，附会的方法就是抓了一个术语，抓一个知识，然后就把自己的想法放进去。这是附会。
我们做学问，要打通两个学问，我们要融汇、会通，不是附会。会通，是要从道的上面才能会通。庄子讲了“道通为一”，要到“道”才能“通为一”，没有道的话就不能通为一。所以做学问，两种不同的学问，我们不要附会，要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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