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前洞穴到21世纪，占星学竟能带领我们穿越万年历史？！

占星学的象征主义是整个艺术史的中心主题。这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艺术是以视觉形式表达当前和永恒的理念。占星学为这些理念赋予了更广阔的意涵，表达出“我们并不孤独，而是与传统相连”的视野，它帮助人们寻找方向。艺术和占星学都追求宇宙的和谐与美学。

在这种背景之下来进行思考，那么最伟大的艺术家们（如列奥纳多·达芬奇、提香、拉斐尔、阿尔布雷特·丢勒）使用占星学的符号就不足为奇了。同样在作品中使用占星学符号的还有现代艺术大师，如萨尔瓦多·达利和安迪·沃霍尔，以及没有留下姓名的大教堂建筑师们。

占星学的符号不仅出现在陈列于博物馆或记载于古书上的作品中，还常常出现在城堡、宫殿、市政厅、大教堂、洗礼堂、钟楼和中产阶级人群的住宅之上（在各个时代，这些建筑物常常以黄道艺术为装饰）。

寻找人类早期受占星学启发的建筑或膜拜星辰的场所，其踪迹可追溯至远早于“基督时代”的数千年前。一些历史学家声称，甚至在西班牙北部和法国南部的洞穴壁画中（约2.5万年前）也绘有人类早期膜拜星辰的各种符号，例如，可以发现洞穴中画的牛与现代金牛座的符号类似。

当然，这纯属推测。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史前人类看到的天空是什么样，也不会知道他们如何将所见融入宗教信仰之中，正如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是什么人建造了英国的巨石阵、爱尔兰的纽格莱奇墓或德国的内布拉星象图一样。

但我们可以确定，这些地方曾是举行冬至和夏至祀礼的重要场所，而冬至和夏至是占星学中的两个关键时间点。还有一点显而易见，人类一直将诸如日、月、星、树、石、泉、湖等自然现象视为神性的表达，并常常以此为灵感进行宗教膜拜和艺术创作。

以我们熟悉的黄道为灵感创作的最古老的艺术作品可追溯至古罗马时代，至今仍可为世人所鉴赏。古代世界很可能是占星学和艺术不受限于赞颂精神和世俗领袖的第一个时代，尊贵人士别墅中的壁画和马赛克画可以证明这一点。可惜，幸存的例子不多。

在前德国首都波恩的莱茵河博物馆，可以看到其中一件精美的艺术品。那是一幅公元2世纪的马赛克画，画的中心绘有黄道和太阳神，于19世纪末在波恩以南200公里的莱茵河区域被人发现。河道沿岸还发现了密特拉教的圣坛。密特拉教在罗马帝国时期盛行，它起源于波斯，并广泛应用了占星学的象征主义。

人们在以色列发现了许多以黄道为原型的古代物品。尽管一些先知强烈反对占星学，但犹太传统中仍充斥着大量的占星学符号。

例如，犹太教使用的枝状大烛台，七个分枝代表七颗古典行星。正中间的蜡烛象征黄道上的太阳。行星以其守护星座的天然对宫位置排列：金星（金牛座）在左，火星（天蝎座）在右；接下来，水星（双子座）在左，木星（射手座）在右；最后，月亮（巨蟹座）在左，土星（摩羯座）在右。

在以色列北部的加利利海附近，可以看到最完整的以黄道为原型的古代物品。令人吃惊的是，这些物品保存于犹太教堂中，如提比里亚古城遗址的教堂中，在罗马人摧毁耶路撒冷后，提比里亚成为了犹太文化的中心。

公元3世纪创作的十二星座现在看来仍栩栩如生。在贝斯阿尔法、纳兰、苏西亚、胡斯发、塞法里斯这些犹太教堂中也可以看到以黄道为原型的物品，都在提比里亚古城附近。

| 加利利海

罗马帝国的覆灭导致了文化衰退，其中包括占星学的式微。直到9世纪，查理大帝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建立起一个新的帝国（将其势力范围扩张至地中海地区）之后，文化才以各种形式复兴起来。

在查理大帝的三儿子虔诚者路易的统治下，莱顿于820年创作出黄道手稿，其中包含黄道星座和行星的35个微缩图。与此同时，《乌得勒支诗篇》（The Utrecht Psalter）现世，这是加洛林王朝时期的图书艺术杰作之一，书中绘有耶稣基督在山顶上，黄道环绕四周的画作。

同时期其他突出占星学符号的重要图书艺术作品包括《亨特里安诗集》（The Hunterian Psalter，现于格拉斯哥大学展出），以及12世纪哲学家乔治乌斯·凡杜勒斯（Georgius Fendulus）所著的《占星书》（Liber Astrologiae）。

在中世纪早期，罗马风格时期，教堂的建筑和画像通常会加入占星学的符号。要记住，这一时期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被局限为“神圣的艺术”。

黄道通常被绘在教堂入口的拱顶中心处。这个入口是罪恶俗世和神圣领地的分界区。进入神圣领地是一种入会仪式，要求全神贯注地投入从俗世进入圣地的过程。当信徒在黄道之下进入圣地时，星辰显然是神向人授谕的一部分。

当然，拱顶上最常见的是耶稣基督的画像；黄道通常环绕在他周围，表明星辰是宇宙之主所用的工具。许多地方的大教堂中都有这样的拱顶，如勃艮第、欧坦、韦兹莱、阿瓦隆（法国）和莱昂（西班牙）。

在意大利北部皮亚琴察的圣萨维诺古教堂中，有两处绘有黄道。同样，建于1093年的德国著名的玛丽亚拉奇修道院喷泉教堂，其入口大门和圣坛上方的圆顶也绘有黄道。除了拱顶之外，黄道还常以马赛克画的形式出现在地板上，如科隆的圣格里安圣殿，和佛罗伦萨最古老宏伟的教堂之一圣米尼亚托大殿。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中有一个黄道时钟。

令人吃惊的是一些洗礼堂中绘有黄道，比如佛罗伦萨和帕尔马。洗礼是加入基督教教会的标志，也是加入宇宙秩序的标志，而黄道曾是宇宙秩序的征象。

| 《乌得勒支诗篇》

在12世纪向13世纪过渡的时期，欧洲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艺术和占星学造成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新的技术和更好的气候条件使农业产能越来越高效。人口与贸易和城市数量一同增长。商人变得越来越重要，当时非常成功的商人有如美第奇家族和富格尔家族，其影响力比旧贵族更大。祖荫不再是决定人们命运的唯一条件。

社会变得开放，艺术也是如此，尤其是建筑艺术。由此进入了哥特风格时期，在此期间建造出了许多看似高耸入云的著名大教堂。占星学在这个时期仍然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道出现在许多著名哥特风格大教堂的拱顶上，如沙特尔大教堂、亚眠大教堂和巴黎圣母院。哥特风格大教堂的一个典型特色是鲜艳华丽的玻璃窗，这种制作工艺至今仍是未解之谜。黄道星座和行星是常见的教堂玻璃窗装饰图案（如沙特尔大教堂和洛桑大教堂）。

社会变化，加上城镇和商人的影响力日渐增长，艺术家们获得了自罗马帝国覆灭以来首次得以向神职人员和贵族以外的人寻求资助的机会。这也使艺术家们有机会在更广阔的场景下展现占星学的象征主义。

意大利北部的共和制城市尤其喜爱用黄道星座的符号来装饰市政厅和其他代表性建筑。艺术史学家迪特·布鲁姆认为在这个时期中，“占星学是公共自我表达的一部分”。

例如，著名建筑师乔托在帕多瓦建造的拉乔内宫，以及威尼斯总督府，还有不久之后在文艺复兴时期建于费拉拉的斯齐法诺亚宫中的月鉴房。

尽管社会在文艺复兴之前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文艺复兴（总体而言）标志着中世纪时期的结束，和“现代时期”的萌芽开端。1398-1400年的海王星-冥王星合相代表了这个新开始。这个合相每493-494年发生一次，的确是全球根本性剧变的征象。

当时的第一次海冥合相是1398年6月22日，落在双子座，火星也在双子座。仅仅几年后，1405年1月25日发生了木星-土星在水瓶座的大合相，太阳也在水瓶座。

在最重要的两个世俗星图中，风象星座双子座和水瓶座是“新时代”的指征。人类开始偏重个性、自由、科学、道德和对自己负责。宗教决定论观念作为神圣计划的一部分，在理性革命面前逐渐没落。

与此同时，占星学在社会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神职和非神职人员同好此道。尤利乌斯二世1503年当选教皇后，甚至请占星师为他的就任典礼择选一个最佳日期。还有许多神学家与他一样，相信上帝会利用星辰揭示自己的意愿。

| 威尼斯总督府

除了传统的教会资助外，富甲一方的美第奇、齐吉、斯福尔扎-维斯康蒂家族为艺术家和占星师们提供了大量传播作品和信息的机会。列奥纳多·达芬奇、拉斐尔、提香、丢勒将占星学视为重要的创作灵感来源。

在圣洛伦佐的美第奇小教堂中，圣坛上方有一幅完整的星图（时间为1442年7月4日上午10：30）。没人知道这是什么人还是什么事物的星图。还有一个实例在齐吉家族的法尔内西纳别墅中可以看到。

象征主义通常隐藏在艺术作品中。最著名的例子是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艺术史学家们对这幅作品感到非常困惑，因为他们忽略了占星学对十二门徒形象刻画的影响。

《最后的晚餐》隐秘地描绘了黄道。从右至左：西门是白羊座，朝气蓬勃，双臂向前伸出；旁边是达太，金牛座，脖颈粗壮，用手臂保护自己，可能还保护着自己的财物；马太，双子座，对一切保持敞开的态度，与每个人接触，头偏向一侧，手臂伸向另一侧；腓力，巨蟹座，脆弱敏感，充满女性能量；大雅各，狮子座，独立自主，宛如国王一般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大大地张开双臂；等等，依此类推。

| 达·芬奇《最后的晚餐》

提香和丢勒也在许多作品中以隐藏或玄奥的方式加入了占星学原则。这些艺术家生活在占星学备受推崇的时期，因而引起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占星学不受质疑的时期，一些最伟大的艺术家们还要以暗文密码的形式传递占星学信息？

看起来他们只想让内行人理解更深层的意义。普通人接触的占星学与内行人理解的占星学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平民大多目不识丁，关注星辰和月亮主要是为了农耕目的。艺术家和其他内行人使用占星学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宇宙和生命的周期循环，大多数农民和工匠没有时间研究这些主题，因为生存才是他们的第一要务。

达·芬奇和提香都曾是神秘组织的成员。达·芬奇还使用了镜像书写法，因此，只有少数经过筛选的人才能看懂他写的内容。这些艺术家是想要在发掘人生意义的志向中向势均力敌的同仁致意。同样，许多没有留下姓名的建筑大师在大教堂中留下占星学和神秘的符号，也有此用意。

图书艺术也变得极为流行，包括占星学符号的使用。其中最著名的两个例子是《天球图册》（De Sphaera）和《贝里公爵的最美时祷书》（Très Riches Heures du Duc de Berry）。

许多市政厅或教堂中悬挂的黄道时钟使占星学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 威尼斯黄道时钟

占星学经过这一巅峰时期，便无可避免地衰落了。随着自然科学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占星学受到质疑，不再是社会中无可争议的组成部分。此外，一些政治领导人强烈反对占星学和“其他形式的算命”，这对艺术产生了影响。

在巴洛克风格时期，仍然有描绘黄道和行星的作品，但不如之前频繁。这是一个对占星学观感极为矛盾的时期。三十年战争摧毁了欧洲大部分地区，死亡成为常态。人们意识到每一天都可能是生命的最后一天，因而想要及时行乐，并出现了表达这种心态的名言：“记住你一定会死”（memento mori）和“把握当下”（carpe diem）。

罗马天使与殉教者圣母大殿中可以看到巴洛克风格时期的占星学艺术作品，这个教堂的地板上绘有壮观的黄道。布拉格华伦斯坦宫的天花板上绘有行星及其守护神。如今，这个宫殿是捷克议会的一部分。

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时期为当今世界垫下基石。科学家将人们对宇宙秩序的探索转移到了科学实证主义领域，将这一探索从“纯粹的”主观意念和相对主义中剥离。即使到了现在，“理性主义者”依然拒绝以更宽广的视角看待物质世界和形而上的世界，也拒绝承认形而上的世界。

与此同时，社会又在更短的时期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世纪时期，社会基本架构在数百年间都保持不变。工业革命开始后，世所周知的模式在短短几十年间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对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此开创了后来许多互有重叠的艺术风格时代：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历史主义、新艺术主义。

| 布拉格华伦斯坦宫

占星学的影响力在这一时期继续衰退。新时代的“大教堂”是工厂大厦、火车站、新兴资本家的宅邸和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的居住区。新的统治阶级对形而上学的象征主义不感兴趣。

然而，占星学从未完全消失过。理性、科学的世界观很快表现出局限性。科学并不能满足哲学和灵性层面的需求，它一直试图排挤这些经验性的现实。

这种反应导致占星学再次崛起，并再次回到艺术创作中。历史主义和新艺术主义的艺术家们喜爱将占星学符号融入自己的作品中。例如，1880年，多瑙河之源使用了典型历史主义风格的黄道作装饰，不来梅的王宫也是如此。

新艺术主义其中一位最著名的艺术家是捷克画家阿尔丰斯·穆夏，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巴黎度过。他创作的著名石版画《黄道》是个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画中描绘了一位年轻女性，她头部的光环由十二个星座组成。

新艺术派的中心是德国达姆施塔特的玛特尔德恩赫。尽管这个地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部分被摧毁，但人们依然可以感受到这里曾经的辉煌。玛特尔德恩赫的地标性建筑是所谓的婚礼塔，上面的黄道装饰物是一个环绕日冕的正方形。

| 阿尔丰斯·穆夏《黄道》

在20世纪的大灾难之中，艺术家们寻求新的、试验性的艺术表达方式。越来越明显的情况是，技术进步不等于道德进步，许多人拒绝相信永恒真理和确实可靠性。毕加索、百水、达利等艺术家在作品中反映了这种迷惑彷徨，并力图为人指明宇宙的方向，其中一部分是通过运用占星学来完成。

| 西尔马·阿夫克林特画作